古籍，犹如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的璀璨明珠，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智慧结晶与珍贵记忆。其古朴的外在形象，如线装、竖版、繁体字等，往往让人不禁联想到老先生在孤灯之下悠然翻阅的宁静画面，亦或是它们在库房深处静静散发着的神秘气息。然而，事实上古籍与现代生活并非相隔遥远，而是紧密相连。它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兴衰起伏，蕴含着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记录着中国人独特的文化基因密码。
从古老神秘的甲骨卜辞刻痕，到庄重肃穆的钟鼎金文，再到轻便实用的简册帛书，直至精致典雅的线装书册，古籍以其独特的物质形态，详实记录了中华民族在历史、文化、思想、军事、艺术等众多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以及深刻思考。例如，《农政全书》犹如一部古代农业的百科全书，为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传承奠定了坚实基础；《天工开物》全面总结了古代各类生产技术，充分体现了古人在手工业和工程技术领域的非凡智慧与强大创造力；《本草纲目》与《黄帝内经》更是中医智慧的瑰宝，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屠呦呦从《肘后备急方》中获得关键启发进而研制出青蒿素，有力地彰显了古籍在现代科学研究中所具有的潜在价值。
古籍的装帧形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演变。简策装作为古籍装帧的雏形，与早期的竹简书写紧密关联，“册” 字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其用绳子串起竹简的形态。跟着时间的推移，卷轴装出现，相比简策装更为轻便且能承载更多详细的信息，但在阅读方面存在不便之处。于是，经折装应运而生，其阅读方式与现代翻页相似，大幅度的提升了阅读的便捷性。唐代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促使书籍装帧形式更为丰富多样，旋风装、蝴蝶装先后兴起。明中期至清代，线装古籍成为主流，而在清末民国时期，精装、活页装等现代装帧形式慢慢的出现并逐渐流行。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展，为古籍的传承与保护带来了极大便利，使古籍成为兼具实用价值与审美内涵的独特文化符号。
作为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古籍的保存面临着严峻挑战。在古代，人们通过抄书的方式来保存古籍，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则极大地提高了古籍的印存效率。在近现代，涌现出许多感人至深的古籍保护事迹。抗日战争时期，王献唐先生为保护山东省图书馆的珍贵文物古籍，历经千辛万苦，将其辗转万里运至四川后方妥善保存，充足表现了他坚定的信念与无私奉献精神。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和各省格外的重视古籍保护工作，开展大规模古籍普查和版本摸底调查，公布国家珍贵古籍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有力推动了古籍保护工作的规范化与专业化进程。古籍修复工作极具挑战性与专业性，修复师们需严格遵循复杂工序，精心修复受损古籍，确保中华文脉得以传承。
我国古代典籍数量浩如烟海，是中华民族文明传承的核心载体。然而，由于古籍中的古文奥义深邃难懂，其排版、文字、语法与现代白话文差异巨大，导致查找资料困难重重，阅读障碍使得许多人对古籍望而却步，而出于保护需求，存放单位也往往不愿轻易将古籍借阅外传。为使古籍文字真正 “活” 起来，数字化技术带来了新的机遇。通过数字化手段，古籍内容能够以电子数据形式广泛保存和便捷传播，从而突破时空限制。各地积极探索创新模式，如山东启动《齐鲁文库》编纂工作，其开篇之作《儒典》成功面世，为古籍整理出版提供了优秀范例。一系列古籍整理重点工程推出众多成果，同时普及读本也应运而生。
但目前古籍整理工作仍存在诸多问题。在观念层面，部分人存在 “无用论” 的错误认识，忽视了古籍的文献、学术和社会价值，有关部门之间缺乏协作沟通，存在藏用 “两张皮” 现象，严重制约了古籍的有效利用与传承发展。在质量方面，存在 “无关论” 的不良现象，部分整理机构和整理者态度敷衍，导致整理工作粗糙，句读错误等问题突出。在成效追求上，存在 “速成论” 的急功近利心态，忽视了人才队伍建设和政策保障的重要性。此外，古籍保护还面临保护队伍人才匮乏、资产金额的投入不足、规范化和法制化程度有待提升等难题。
古籍中的思想观念与当今时代的价值观念高度契合，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与教育价值。为实现古籍从 “小众” 走向 “大众” 的目标，需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在出版形式方面，应丰富多样，满足多种层次读者的需求。在传播媒介方面，要积极利用新媒介，构建多渠道、多媒介、立体化的传播体系，例如借助短视频、直播等方式，将古籍智慧以生动形式呈现，央视《典籍里的中国》就是一个成功典范。在技术应用方面，要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提高古籍整理与利用的效率与准确性。
然而，古籍抵达读者心中的道路漫长且充满挑战，需要社会各界一起努力。未来，应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古籍价值的认知；加大资产金额的投入与政策支持，完善法律和法规；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推进古籍数字化建设；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只有全社会携手合作，才能让古籍这一文化瑰宝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撑与精神动力，充分的发挥其在充实中华文明广度和跨度中的及其重要的作用，实现古籍价值的多元化利用。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