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我辞职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以来，看书似乎成了我工作之外最重要的一件事了。截至目前我已经。离开工作环境之后，人会变得很孤独，同时也失去了社会坐标系里的参照物。每次读到精彩的段落，总想与人分享，久而久之，便打算把这一年多来看到的好书，写成阅读笔记与各位分享。
一开始，我喜欢阅读很多历史书籍，也会与很多人有同感，认为历史总是相似的。后来我越发觉得了解我们当下发生的事情，了解近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会让我们在时空和历史里更加清晰地清楚自己的位置，于是我看了很多当代中国的好书。
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交接香港：亲历中英谈判最后1208天》，通过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原常务副主任陈佐洱的讲述，回顾了在香港回归前夕他参与中英谈判的历历往事：从1994年3月11日陈佐洱奉命从北京赴香港，出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到1997年6月30日谈判结束，在这1208个激动人心的日子里，他先后担任了中方14个专家小组组长，主谈了包括防务与治安交接、财政预算案编制、政府资产和档案移交、终审法院筹建、特区永久性居民身份认定和护照签发等一系列议题，最终全部与英方达成共识。陈佐洱的谈判风格被媒体形容为“强硬但讲道理”，英国大臣则称他为“最难对付但又达成协议最多的对手”。（以上内容引子豆瓣简介）
书里面有非常多谈判的细节，包括外交辞令、谈判方式、非正式的会谈等等，由于作者是亲历者，因此整本书展现得非常全面。
本书作者虽然是中英联络小组的中方代表，但在很多专业问题的谈判上，他并不是专家。之所以能取得想要达成的目标，很大原因主要在于他背后强大的专家团队。
书里面写到，谈判时，专家组的成员不能随意插话，想要发言须先征得组长同意，正常的情况下，他会递给我一个纸条，我认为可以才请他发言。有时候我觉得应该让某位专家发言，我也会递给他一个条子。
小纸条的细节让人很有代入感，上学时候老师最讨厌的小纸条，没想到在谈判时能派上大用处。
另外，在外交谈判时，很多非正式的会谈也让我感到意外。轻松的coffee time，双方组长端着杯子肩并肩地说说笑笑，在说笑中继续讨价还价，因为外交场合无戏言，所以两位代表都避免出声说话，伸出一个指头在墙上画字：“我钟爱这一个数字。”“Sorry，我喜欢那个数字。”
在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有些谈话场合竟然发生在杂货间，这种谈判的场景，非常有代入感。
在肩负两个国家的重任、“局天蹐地”之中走到楼梯口时，互相对视了一下，收住脚步。
我点点头。我俩就又向回走，看到谈判大厅里工作人员正在收拾桌上的文具、茶杯、话筒什么的，我们就没往里走，却发现旁边有一个空着的小房间，两人就进去了。这是一个堆放杂物的储藏室，三四平方米大小，有一张条凳。我俩把门虚掩，同坐在条凳上，没有灯光，没有译员，谁也看不清谁的面容，但彼此却能感知对方的存在和气息，当然，更感到自己肩负的使命。
二，作为一部优秀的散文集，本书的文笔非常优美，写作方式文学性极强。从宏观国家利益的谈判到个人感受，作者的文笔能把你很好地代入到所处的语境里。
书中有一段，作者在完成了关于军事用地使用安排的谈判之后，笔锋一转，竟然开始讲起了自己家里的大白猫咪。在他的笔下，这只跟随他一同入港谈判的大白猫咪，因为来自中国内地的动物，尽管健康齐全，也要按照第三世界国家的待遇，坐四个月“移民监”。
这只聪明的猫咪，在主人谈判期间由于焦虑毛发掉了一半，如同人的“鬼剃头”一般，让人心生怜悯。在主人完成谈判后，回到主人身边很快就长出了细密洁白的羽毛，返回北京后，这只大白猫咪总共活了21岁，相当于人活到了140岁。
这种细腻的主观描述，让读者对外交官的认识更加形象立体，而且很多情感的表达也能快速理解。
在1997年的交接仪式上，作者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看着交接仪式，他的心情是怎样呢？短短两句，就足以让人敬畏。
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会场上，1208天的最后一分钟，我昂首挺胸肃立，目不转睛地盯着英国国旗徐徐降下，然后凝望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心中同时奏响了神圣的国歌，迎来了155年奋斗、期盼的时刻。
这一刻，我竟找不到“热泪盈眶”“激情澎湃”的那种狂喜感觉，只是默默对自己说：“不辱使命，我做到了！” ……现在无论是我脚下踏步的每一寸土地，还是整个1100平方公里的香港地区都已经属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管治了。
三，对香港回归之前的很多细节展现，以及历史问题的回溯，能够让你对香港这些年对发展变化有更全面的认识，比如改基本法导致没办法与大陆接轨，比如日据时期的香港，比如解放时期为什么没有攻打香港，以及香港人民在回归时的态度等等。
1948年底，当人民在淮海地区将杜聿明、黄维兵团死死围住，同时实施对平津守敌的战略包围时，英国内阁对中国局势进行了一番谨慎论证，最终采纳外交大臣的建议：守住英国在中国的立足点——香港。
1949年4月，集结长江北岸，待命渡江，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强行逆江而上，误闯防区，既而引发激烈的武装冲突。8月，英国外交大臣和殖民地部大臣联名向内阁提议：我们争取留在香港，因此必须避免激化英中关系。这一建议成为了英国处理香港问题的指导方针。
最终，没有逼近香港。那时，在心中“长期打算，充分的利用”的对港方针已经瓜熟蒂落，这使得新中国可以通过香港保持与外部世界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