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月，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和军区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召开晋察冀军区干部大会，专门讨论创办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第一本画报《晋察冀画报》的具体事宜。会上，司令员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文化生活是一个革命军队所必不可少的，军队要有战斗力就一定要有文化。”会议研究决定，尽快创办《晋察冀画报》，由朱良才和宣传部部长潘自力主抓。5月，朱良才召集军区摄影科科长、抗敌报社副主任沙飞，摄影记者罗光达、裴植、赵烈等开会，传达了司令员的指示和军区的决定，宣布正式成立《晋察冀画报》筹备组，并把军区印刷所交给由沙飞领导的筹备组直接管辖和使用。

　　1942年1月，司令员和朱良才主任、潘自力部长在陈家院军区司令部召集沙飞、章文龙、赵启贤、唐炎等开会，具体研究了画报的编辑方针、任务、编辑计划及创刊号等问题。5月1日，晋察冀画报社正式成立。军区政治部任命沙飞为主任，罗光达为副主任，赵烈为政治指导员。下设编校、出版、印刷、总务四股，沙飞兼任编校股长，文学编辑是章文龙、赵启贤，美术编辑是唐炎，摄影记者有杨国治、白连生、张进学等。

　　搞画报印刷起码的条件之一，是应具有相应规模的印刷厂和较先进的照相制版设备、胶版、凸凹版印刷机，各种化学药品、铜版纸及油墨等等。当时条件很差，只能因陋就简，因地制宜。为试制画报，有些日夜研试。由于当时生活条件极其困难，常以野菜、柳叶、榆树叶充饥，工作中经常有人昏倒过去。1942年“七一”前夕，为了能在“七一”出刊，大家冒着酷暑在牛羊圈搭成的照相制版暗室里工作，空气闷热难耐，气味实在不堪忍受，有的呕吐，有些甚至晕倒。印刷的除了白天加紧生产，还常常加班到深夜。

　　经过画报社100多人的共同努力，1942年7月1日，第一本《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在河北省平山县碾盘沟装订出来。创刊号第一次印了1000本，除发到军区、边区、军分区、专区党政机关和相关的单位以外，还寄到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其它根据地、重庆，并托国际友人带到国外，同时还由晋察冀边区新华书店、延安新华书店，全国各大书局销售。画报印数太少，远远不能够满足需要，7月7日抗战纪念日，又完成了1000本的装订工作，为抗战五周年献上了厚礼。重庆《新华日报》评论说：“这样华丽的画报，竟然是在敌后那样艰苦战斗的地方出版的么？当我们正真看到晋察冀画报的时候，不能不大吃一惊，它叫我们珍贵，叫我们再三翻阅，不忍释手，对着那五彩套版的封面一再凝视……自然这些纸张是战利品，敌后艰苦的军队不但从敌人那里夺取武器来武装自己，而且夺取物质来充实精神食粮，因为他们在艰苦战斗的情况下，也不忘记在文化上的教养与提高。”

　　《晋察冀画报》的摄影、印刷的质量，可完全与大城市出版的画报相媲美。日寇曾经不相信印刷精美的《晋察冀画报》出自山沟，而在河北保定严密搜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晋察冀画报》既朴素又美观，办得很出色，在山沟沟里，能够出版这样的画报，曾使许多外国朋友深感惊讶。”到晋察冀画报社参观的美军飞行员白格里欧，先惊讶后赞叹，他说：“我不是大学教授，我不会写文章，也不会批评，我只觉得八路军和边区人民是在创造着战争的历史，《晋察冀日报》、《晋察冀画报》、边区的文化工作者则在创造着文化的历史，工人们创造着工业的历史。”

　　《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全面反映了晋察冀边区五年来的战斗和建设成就，栏目设置有“新闻摄影”、“美术”、“文艺”三大类。“新闻摄影”栏目又细分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保卫晋察冀边区的八路军”、“一千五百万人民在战斗中生活，在战斗中锻炼”、“团结、抗战、民主”、“生产进行曲”、“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活动”等。刊登的照片内容，包括八路军初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时的各种战况，如收复涞源、蔚县、喜峰口、平型关、紫荆关、插箭岭、妙峰山、西斋堂等城镇要隘；有几次著名的大战如黄土岭战斗、大龙华战斗、百团大战、陈庄战斗等；有边区子弟兵战斗生活，狼牙山五壮士、群众支前、青年参军、军民鱼水关系；有边区生产运动的进行曲和民主政权建设；有对敌寇暴行的控诉、日人反战同盟支部活动、八路军宽待俘虏及敌伪投诚；还有边区新民主主义艺术、教育、出版事业的发展，外宾对边区的访问，对伟大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在边区生活的怀念及将军营救日本小姑娘美穗子的珍贵镜头。封面照片《塞上风云》和封底照片《沙源铁骑》均采用五色套版精印。全本画报共发表新闻照片162幅，照片作者分别是沙飞、吴印咸、石少华、吕正操、李鸿年、胡秉堂等。

　　除照片外，还发表了一些文学美术作品。其中有邓拓的纪实性长文《晋察冀的舵师——敌后模范抗日根据地及其创造者的生平》，刘道生的战斗通讯《漠河滩的英雄》，周游、蔺柳祀的报告文学《冀中宋庄之战》、《客人》，川问、鲁黎、任清的诗《出击正太线战役纪事诗抄》、《的枪》、《我们是夜班》，丁克辛的墙头小说《出奔》，徐灵的木刻《日兵之家》，沃渣的木刻《八路军铁骑兵》，李劫夫的漫画《如此扫荡》等。

　　这期画报还用英文发表了林迈可的《回忆白求恩》和班维廉的《在战后别忘记农民！》两篇专为画报写的文章及他们对画报出版的祝词。

　　值得一提的是，画报还刊登了司令员和军区政治部主任朱良才的题词。的题词是：“五年的抗战，晋察冀的人们究竟做了什么？一切活生生的事实都显露在这小小的画刊里：它告诉了全国同胞，他们在敌后是如何的坚决英勇保卫着自己的祖国；同时也告诉了全世界的正义人士，他们在东方在如何的艰难困苦中抵抗着日本强盗！”朱良才的题词是：“虽然我们物质条件受到极端的限制，但不愿中华民族优秀儿女这些辉耀人类历史的斗争伟绩湮没下去，所以我们期望能藉此刊物记载真实于此。但终究遗憾，由于物质条件之极其困难，而使这些辉耀人类历史的斗争，不能以此呈献于全国全世界。”军区领导人的题词，实际上指明了创办《晋察冀画报》的目的、方针和伟大意义，体现了党对画报工作的指导思想。

　　《晋察冀画报》创刊号用中英两种文字对摄影图片作了说明，最后的版权页和“征稿简约”也同样以中英两种文字出现，征稿启事内还特别点明“海外通讯”之新闻照片。这些迹象都表明，《晋察冀画报》从一开始就立足根据地，面向全世界。画报传送的国家和地区有苏联、美国、英国、菲律宾、印度、越南、新加坡等地。《晋察冀画报》第六期专门作了题为《援助盟邦飞行员白格里欧》和《白格里欧在晋察冀画报社》的图文报道。美军第十四航空队队员白格里欧中尉不仅参观了晋察冀画报社，浏览了已出版的《晋察冀画报》及原版照片的放大照，还提出要带一份照片和画报回国的要求，并说“我回去一定要把这里的情形告诉给我的朋友”。

　　首先就是依靠正规化、制度化的发行系统。1939年3月，中央曾发出通知：从中央起至县委，一律设立发行部；发行部在有必要时可成立发行委员会；各级党委应动员一批有发行工作经验的担任发行工作；发行部应与党领导下的各种交通机关的负责取得密切联系。《晋察冀画报》的发行，既依靠正规化、制度化的发行系统，也依靠应对“围剿”、“扫荡”这种战时特殊情况的发行方式。

　　在晋察冀正规化的发行系统，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晋察冀日报》的发行科，一个是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及其发行系统。到《晋察冀画报》正式出版时，《晋察冀日报》发行科已发展得比较完善，形成了发行网络。报社发行科内分为发行、会计、巡视、交通、总务五股，交通员达六七十人。发行范围除了边区内地，也发行到平西、平北和冀东地区，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和北方局所在地太行根据地，少量发行到国统区大后方的重庆和桂林。而1941年5月5日正式成立的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业务受延安新华书店总店的指导，行政上受晋察冀日报社领导，和报社的发行科是一个机构。

　　其次，积极应对“围剿”、“扫荡”这种战时特殊情况，采取比较有效的传播渠道和策略。1942年日军的“五一扫荡”对冀中、冀热察区的新闻、出版、发行工作破坏严重。北方分局决定，书报发行工作以北岳区为主，划归北岳区党委领导。1942年4月1日，新华书店北岳支店成立。书报由北岳书店用牲口驮运出来，分卷包装后送到边区政府交通总站，再分送到各个地区。支店除留少量的人直接送边区党政机关外，其余的交通员(站)统归交通局领导。除了平时的交通站、线，还有战时的副站、副线。平时的交通站，设在靠近大道的村镇，交通方便，发行速度快。战时就选择一批群众条件好，便于八路军活动而不利于敌人活动的山沟小村作为副站。战争到来时，如果第一个站被敌人占了，就送到第二个或第三个站上去。同时依靠广大群众、游击队员、民兵游击小组帮助送报。

　　再有，是通过中国建立的内部、地下交通以及城市工作部等传播渠道和工作机构来进行发行。通过党建立的内部和地下交通，《晋察冀画报》不仅在边区发行，而且远涉延安、重庆、昆明及南洋；通过党的城市工作部，画报还进入平、津、沪、保、石等敌占城市。

　　《晋察冀画报》自创刊起，每每发行到部队，指导员都把它当作珍贵的活教材，在战士中宣讲、在战地传阅，并把它作为重要文件交专人保管。在游击区，武工队经常携带《晋察冀画报》在群众中进行宣传。沦陷区，由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在工人、学生中秘密组织传阅。

　　晋察冀画报社所处的生活环境不但艰苦，而且还随时面临着日寇的“扫荡”和偷袭。1943年4月20日凌晨，月黑风高，日寇数百兵力向军区机关偷袭。这时，画报社正在平山县曹家庄赶印第三期《晋察冀画报》。区干部通知，敌人已到达小北荆山，正向曹家庄逼进。画报社当机立断，全社人员停止工作，向村外转移。印刷股的马上拆卸机器，藏好印刷机和原材料，有的不能在洞穴中掩埋的只好背着转移。天放亮，敌人已到达村口，三面围攻，画报社迅速向西北山沟突围。当时，敌人把机枪架在村口高处，向村中扫射，老乡们也在混乱中向山上奔逃。敌人胡乱放了一阵枪，未曾发现画报社驻地就撤了。然而在突围中，画报社有的被打伤腰部，有的被打伤胳膊，共有4人受伤。敌人的袭击没有吓倒大家，大家送走伤员，不顾疲劳，从洞中挖出机器继续战斗。5月1日，第三期画报按时出版了。

　　1943年冬季，日寇在伪军、特务的配合下，再次向晋察冀根据地发动了规模更大更残酷的“扫荡”。在柏崖村一带的突围中，画报社有9位牺牲，4位负伤，7位被俘。面对敌人的进攻，我们没退缩，而是掩埋好战友的尸体继续战斗，很快印刷出版了紧密结合当时形势的《晋察冀画报》时事增刊和第五期、第六期刊物，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反击日军的“扫荡”。据后来消息，日军看到这些画报惊恐万状，认为在保定有地下印刷厂，一连搜查了三天三夜。就这样，们以画报这一无声的武器同敌人斗争，从始至终坚持到最后胜利。当时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潘自力对画报社的工作给予高度评论，他说：“晋察冀画报社人员不多，总共一百多人，但它起的作用却等于一个战斗兵团。”

　　《晋察冀画报》的出版，在各抗日根据地引起了强烈反响，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延安的广播，晋察冀的铜版。”《解放日报》这样写道：“在目前困难日增，经济更加艰难的条件下，晋察冀边区出版这样的刊物，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自力更生的模范，晋察冀边区的光荣!”

　　沙飞是《晋察冀画报》的创建者，因为创办画报的倡议由他提起，筹建画报由他负责完成，画报的正常出版由他领导统筹。沙飞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热爱摄影，痴迷摄影，一旦踏上新闻摄影征程就义无反顾，不惜与自己原有的温馨的生活决裂。他在专业理想方面有一个创办画报的梦想，可是，广州、上海这些大都市没有让他美梦成真。他的这个奢望，最终却在晋察冀三省交界的冀西平山碾盘沟的深山农舍里梦想成线年元旦，沙飞与罗光达在平山蛟潭庄，举办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摄影展》。这是在敌后第一次举办的街头新闻照片展览。两个月后，他们又自制放大机印放照片，举办了新闻照片巡回展览。运用印像和自制放大机的低级技术和布匹与纸张等原始载体，新闻照片展很成功。沙飞认为，只要解决印刷制版的技术难关就可以创办画报。这一设想得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赞赏和支持。

　　1940年10月，沙飞奉命筹备《晋察冀画报》。1941年5月，画报筹备组正式成立，由沙飞全面负责。1942年1月，沙飞率画报筹备组有关人员，参加了由晋察冀军区司令员、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宣传部部长潘自力召开的专门会议，研究并确定了《晋察冀画报》的编辑方针与宣传任务。20世纪40年代初期是抗日战争最艰难之时，我党我军的第一个新闻摄影画报社恰恰在此时诞生。1942年5月1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宣布晋察冀画报社成立，沙飞为画报社主任兼编校股长。沙飞是行政领导，也是技术专家，是创建画报的顶梁柱。他提出向抗战五周年献礼，在抗战纪念日的7月7日正式出版《晋察冀画报》。除了领导画报社的全面工作外，沙飞还专门负责创刊号的编辑工作，发现缺少什么稿件，立即组织记者或者亲自采访拍摄。时间紧、任务重、生活苦，沙飞从不叫苦。他在生活上向战士看齐，和战士一起吃黑豆、高粱，不吃领导专门拨来照顾高级技术人员的小米，以省下这一点点细粮让从事技术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能稍微改善一下伙食。

　　在七八月间，为突击《晋察冀画报》出版，那时编辑的几个全病了，只有沙飞一个人。由于他不放心将这些工作交给别人去做，因此，许多工作都是他自己去搞。在那时他差不多每天都随着机器打夜工，一直到天亮。每版画报、每篇文章的中、英文，都亲自校对，而且非常细心、耐心。沙飞有很重的病，还吐过好几次血，但他恐怕影响别人的工作情绪，始终没有向别人说过。

　　沙飞的摄影理念与摄影技巧卓尔不群，理所应当地成为《晋察冀画报》发表的新闻照片的主要拍摄者。在画报出版的前期，由于摄影记者人数极为有限，沙飞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创刊号一共发表新闻照片162幅，其中的82幅出自沙飞一人之手。沙飞后来因患精神病误杀他人不幸被判极刑，但他的军事新闻摄影以及其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独特业绩永久地镶嵌在摄影的艺术殿堂，《晋察冀画报》也因并入《华北画报》(《画报》前身)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是，沙飞与《晋察冀画报》，正如沙飞冒着生命危险，存下来华北人民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浴血奋战的弥足珍贵的底片一样，值得无穷地回味与永远地怀念。

　　《晋察冀画报》是中国革命军事新闻摄影的摇篮。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新闻摄影发展的重要时期。《晋察冀画报》为中国军事新闻摄影培育了一批大师级专家和能工巧匠。我党我军的新闻摄影，正是在《晋察冀画报》的基础之上发展壮大，成为中国新闻摄影的威猛生力军和重要组成部分。

　　晋察冀画报社，是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时期军事新闻摄影的主要媒体，也是军事新闻摄影人才荟萃之地，支援兄弟部队开展军事新闻摄影工作，也就成为了《晋察冀画报》责无旁贷的义务。1944年6月，副社长罗光达带领一批技术骨干和器材到冀东根据地创建《晋察冀画报》分社，后改《冀热辽画报》(《东北画报》前身)。1946年2月，摄影科长裴植、摄影记者袁克忠、技工曲志全、孔宪芳等4人，到晋冀鲁豫军区帮助创建《人民画报》。1946年4月应山东军区要求，摄影科副科长郑景康、编辑罗程增、摄影记者孟振江支援《山东画报》。1947年帮助冀中军区创办《冀中画报》。两年时间三次支援兄弟部队，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晋察冀画报》的人才济济。正因为有了《晋察冀画报》的创办和大力支援，才有了我军其他摄影画报的跟进，中国军事新闻摄影也因此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晋察冀画报》在胜利完成新闻宣传任务的同时，在某一些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战争年代我党我军培养新闻摄影人才的摇篮。从这儿开始蹒跚学步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了领导中国新闻摄影工作的干部。他们师承沙飞，在《晋察冀画报》度过新闻摄影的幼年时光，沙飞因此被尊为中国革命摄影的元老。

　　《晋察冀画报》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办的第一本以照片为主的新闻摄影画报，它的创办不仅在中国抗战文化战线是一件大事，而且对解放区新闻摄影和画报事业的发展具备极其重大意义：一是最早把摄影、美术、诗歌结合起来；二是画报社的编辑、记者最早由乡村到城市，用摄影、美术、诗歌向全国和全世界报道了八路军的抗战实况；三是以晋察冀画报社为中心，为我国培养、建立起一支革命的摄影美术队伍和照相制版技术力量；四是最早为党和国家拍摄、积累和保存了一整套反映以晋察冀为首的华北人民抗日战争历史进程的珍贵资料底片，为新中国的革命文化树立了新的风尚，留下了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