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出版学科建设而言，高校具有业界实践经验的师资严重缺乏，这是迫切地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目前出版学相关课程结构、教材教法等方面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讲授轻实操考核，是出版学科共建迫切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第三是针对应用型学科，是否可以有相应举措，以推动课堂教学创新与探索，和教学质量评价改革。

　　2023年12月22日，中宣部、教育部联合颁布的《关于推进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的实施意见》，从方向性上而言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深有体会，也感触最深的。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亲身趟过了业界与学界的两条大河。笔者1990年研究生毕业后就进入一家报社当记者、做编辑，在报业的十年，正好遇见中国传媒业疾风暴雨式的改革发展；2000年前后转入出版社后又逢出版大发展；从2011年进入大学课堂，迄今也超过了十年。20年新闻出版一线的实践积累，加上十多年的高校教学体会，笔者认为，出版学科共建触及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问题——大学开门办教育是建设中国特色出版学科的关键。

　　所谓工业化思维定势，就是长期以来习惯于用统一性的标准要求考核，习惯于批量化、规模化培养人才。这种长期形成的教育模式导致了“自成一统”，在师资、课程、教学方式、人才培养效果等方面陷入了“工业化思维定势”，封闭办大学。这种教育模式与因材施教、不拘一格的教育本质相去甚远。以本人20年新闻出版业的一线多年的高校教育经验来看，打破教育工业化思维定势问题，这是出版学科共建试点必须要面临的巨大挑战。具体问题体现在高校封闭办学、自成体系，造成业界经验师资缺乏、业界教学场景缺乏、考核评估“一刀切”等诸多问题。具体有如下。

　　第一是高校具有业界实践经验的师资严重缺乏，这是迫切地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按照常理推算，中国出版界有600多家出版社，20多家双百亿集团，与出版产业链相关的文化公司超过万家，全口径统计从事编辑出版上游人员有40多万人，从中选拔一批具有实践经验的专家充实到高校新闻出版相关学科教学应该不成问题。但是多年来高校用人模式已经形成了一个定势，那就是基本门槛必须要有博士学位，一些985、双一流高校这些年水涨船高，非国外QS排名30名以内的高校博士毕业生不用，这样就直接将一大批实践经验丰富的业界精英挡在了大学课堂之外。以笔者所在的大学为例，200多名教授中大约仅有2～3名是具有业界背景的。

　　这个比例可以推算全国高校业界背景的师资比例。目前全国高校有500多所高职院校开设了出版专业以及与之相关的专业教学，本科层面有95所普通本科院校开设了编辑出版专业和数字出版专业，研究生层面有30多所高校开展了出版专业的硕士教育，全国高校与出版相关的硕士招生人数大约在5万人左右（2019年数据），按照1:10的师资比估算，与出版学相关的专任教师人数大约在0.5万人，具有业界经验的教师不足500人，而实际情况可能会更低。也就是说，业界与学界的“旋转门”太窄，甚至没有旋转起来。

　　在笔者的推动下，目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开设了国内首家“国际出版专硕”班，开设了“英语出版物编校”“法国出版史与出版实务”“英美出版实务”“西班牙出版实务”等课程，但是这些课程在校园内找不到合适的师资，不得已均邀请业界专家来担任任课教师。

　　这个问题的形成有多方面原因，一级学科限制是主因。北京外国语大学自成立以来长期耕耘在外语教育领域，但是建校80年来，近60年间仅有“外国语言文学”一个一级学科，相关人才的培养仅仅依托“外国语言文学”领域拓展，直到2018年才获得了“管理学”一级学科，而国际关系、区域与国别、国际政治、国际传播、国际汉语教育的博士都只能颁发“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学位，极大地束缚了长期耕耘外语教育领域所形成的外向型人才培养优势的发挥。

　　近些年，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推动下，鼓励为新闻界培养应用型人才，大部分开设了出版专业硕士教育的高校都聘请了业界导师，但是实际运转下来，业界导师发挥空间不足，仅仅停留在做做讲座、兼兼课，实际效果有限。从事课程教学、教学过程、考核评估等教育过程控制的核心是专任教师。假如不把一线实践等各种核心要素拉进教学培养的相关环节，要培养符合业界需要的人才仍旧是纸上谈兵。总之，打通业界与学界的堵点，将大批一线实践经验丰富的业界精英充实进高校专任教师队伍，这是出版学科共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出版学是一门典型的交叉学科，知识背景涉及新闻传播学、政治学、经济学、史学、法学、理学、计算机技术等多个文理交叉学科，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是其鲜明的特色。尽管如此多元化、多样化，但是符合高校教育师资博士门槛的业界教师仍却不足5%，这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多年来高校出版人才培养，闭门造车的情况较为严重。

　　第二是目前出版学相关课程结构、教材教法等方面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讲授轻实操考核。出版学作为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从选题策划、版权贸易、编辑加工、图文设计、数字化传播到发行、推广，任何一个环节都是需要实践的。

　　笔者刚刚到大学课堂授课时，曾经擅自把学生拉到西单图书大厦，就像在出版社工作时做选题策划一样，把课堂放在了书店。尽管这种方式的课堂效果很好，但是仅仅坚持了几次。因为学校管理部门提出，如果长期在校外上课，无法保障学生安全。一旦出了问题，任课教师要负全责。

　　可见目前高校教学规章制度设计是没有充分考虑相关学科属性的，对于出版学等实践性较强学科的人才培养保障仍旧存在着巨大缺口。假如编、印、发等出版业基本环节都没有上过手训练一遍，尽管学生写出了出版方向的硕士论文，拿到了硕士学位，也很难说这是合格的出版人才。目前大批量的与出版学相关的本、硕毕业生，都属于这种眼高手低的情况。而能够实施出版专业教育的高校，显然是凤毛麟角。出版学科共建，必须要围绕实际操作来设计课程教学，把相关教学场景拉到出版社的选题会、排版车间、仓库打包现场和书店。然而要迈出这一步，需要制度性的突破。

　　第三是针对应用型学科，是不是能够有相应举措，以推动课程开设、课堂教学创新与探索，和教学质量评价改革。

　　目前时刻悬在高校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教学质量评估和本硕博毕业论文抽检。不是说本硕博毕业论文抽检和教学质量评估不必要，仅以毕业设计是否纳入硕士毕业结果考核来看，尽管相关文件规定有明确要求，大部分高校相关出版学、新闻传播学的专硕培养，也要将毕业设计作为毕业考核的一部分，但是在教学质量评估过程中，仍旧因为载体、时长、形式等因素千差万别，教学质量评估打分过低、毕业设计“太水”而被降级。以笔者所在高校为例，就是因为教学质量评估这个原因，虽然是新闻传播学专硕，但是依旧用毕业论文来进行考核，用制作一本图书、甚至行业报告作为毕业考核的步子，长时间不敢迈出。

　　不同学科的知识积累与形成，有不同学科的属性。面对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多元化、多样化人才要求，希冀完全用“本硕博毕业论文”的标准来考核、来评估大学的培养质量，恐怕是“以管窥天”。

　　上述三个问题的核心，都与长期形成的高等教育工业化模式息息相关。近100多年来从西方引进的大学教育体制，工业化、大规模，动辄数万学生规模。近几十年来，高等教育在市场化方面，带来的问题是“初级产品”批量生产，导致适用性人才缺乏、精英人才紧缺。中国具有悠久的精英教育传统，自隋唐开科取士以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私塾、书院式教育，培养了一大批精英人才，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多元化、多样化的教育模式，培养出了中国历史上一大批群星璀璨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

　　人才教育培训必须要依据教育的内在逻辑和规律进行。一定范围内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是目前破解出版学科共建面临问题的一把关键钥匙。

　　以出版学科共建为契机，赋予出版学科共建大学在招生、师资、课程设计、毕业考核的自主权。这种自主权大多数表现在充分的发挥高校的积极性，根据全国600家出版机构、各大出版集团的需要，针对性地设置课程，调整学科、专业，配备不同的师资力量。根据出版学科需要组织实施教学活动、自主开展相关学术研究、技术开发和相关出版业服务，形成真正的开门办学。

　　出版学是一个典型的实践性学科，因此，必须要根据出版学科的特性，改变目前用学科评估和毕业论文检查为教学培养质量评估的唯一标准的评估模式，让用人单位参与教学质量评估，开门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