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战争结束后，1842 年《南京条约》迫使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打破了清朝闭关锁国的状态。

　　1839 年诞生于欧洲的摄影术，随着西方商人、传教士、士兵、外交家以及摄影师的到来迅速传入中国。

　　此后的几十年间，各个通商口岸的西方摄影师所经营的照相馆，加之生生不息的中国本土照相馆，以及流动旅行摄影师拍摄的通商口岸，为后人留下了丰富多彩的视觉文本，也构成了中国最早的摄影史话。

　　苏黎世石印公司作品《颐和园风景》，彩色石印法，16.5×22.5 厘米，1900 年代，原作由影易时代收藏

　　现有的文字记载中，在中国最早使用相机的记录是 1842 年 7 月，时值第一次战争末期。英国公使璞鼎爵士的两位助手在长江沿线、今日江苏镇江焦山的位置拍摄了达盖尔银版照片。

　　但当时的官方文牍和报刊对这次拍摄皆未提及，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拍摄很可能以失败告终。第一次战争结束后，美国外交使团中的乔治·韦斯特（George West）于 1844 年到达中国，身份是随团官派艺术家，并于当年在广州活动，拍摄了达盖尔银版照片。

　　托马斯·查尔德作品《圆明园西洋楼谐奇趣东翼》，蛋白照片，20×26 厘米，1877，原作由 Laura Huang 收藏

　　同年法国商业使团中的于勒·埃及尔（Jules Itier）随团经东印度、越太平洋抵达中国，也拍摄了一些达盖尔银版照片。这些照片是现存最早一批在中国拍摄的照片。

　　1856～1860 年的第二次战争再一次间接推动了中国摄影史的发展，外国人获取了无需签证即可在中国自由旅行的权力，来自西方的专业与业余摄影师掀起了第二次来华高潮，此后涌现了众多知名的西方摄影师及摄影作品。

　　德贞作品《清漪园大报恩延寿寺全景照》，蛋白照片，21×51 厘米，1867～1869，原作由梦周文教基金会收藏

　　具有意大利与英国双重国籍的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是早期世界摄影史上著名的战地摄影师。

　　1860 年 3 月，比托作为第二次战争英军的随军摄影师来到中国，拍摄了中国最早的战地影像和长卷照片，这中间还包括大沽战场、大沽口炮台、联军占领北京城的过程以及焚毁前的颐和园，足迹遍及广东、大连、天津和北京，记录下了处在第二次战争中的中国。

　　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是最早大量拍摄中国并在西方传播中国影像的摄影家之一。

　　约翰·汤姆逊作品《中国与中国人影像》，古籍善本/照相制版，35.5×48厘米，1873～1874，原作由影易时代收藏

　　他不仅是风景和建筑摄影大师，也是人像摄影大师，其最重要的成就来自 1868～1872 年间在中国拍摄的系列作品，内容有中国沿海港口和大城市，如香港、广州、福州、台湾、上海、天津等地。

　　回到英国后，汤姆逊致力于中国之行照片的整理和出版，在 1873 年出版了《中国与中国人影像》，这中间还包括 200 多幅他所拍摄的中国不一样的地区及人物的照片，这也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中国摄影集之一。

　　从摄影术传入中国到 20 世纪中叶，中国历史上很多重要的影像资料都出自照相馆。

　　不管拍摄的目的是娱乐、消遣、纪念还是新闻纪实，照相馆拍摄的照片不仅记录了当时中国人的民生热点、精神面貌和社会生活，还记录了中国近代史中重要的人物和事件，也承载着中国摄影艺术发展的重要脉络。

　　洛伦佐·费斯勒作品《中国戏曲》，蛋白照片，21×27 厘米，1870 年代，原作由任晓凡收藏

　　有记录可考的中国第一批照相馆皆落足于香港，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由外国摄影师经营、开业时间短、业务不稳定，顾客主要是来往于香港与广州的商人、外交人员、外国政府特派员、传教士以及士兵。

　　照相馆拍摄的照片主要有两类：为外籍人士留影；作为旅行纪念品的关于广州、香港等地的风俗与景观照片。

　　研究根据结果得出，首家照相馆是由前文提到的美国外交使团中的乔治·韦斯特在 1845 年创办于香港。

　　韦斯特在中国居住了 6 年，以达盖尔摄影法照相馆为生，“单人小照价格 3 美元，合影照片每人另交 2 美元”，这些在报刊上留存的文字广告印证了这是中国首家照相馆。

　　威廉·桑德斯作品《上海理发店》，摄影版画/蛋白照片，30×41 厘米，1876，原作由 Laura Huang 收藏

　　1845～1870 年，在香港刊登广告的摄影师有十多位，他们之中有很多是流动性很大的摄影师，比如欧美公司派到中国拍照的摄影师。

　　由于当时在粤港澳等地经营照相馆还不足以成为糊口的正业，与其说是经营照相馆，不如说是开设一家私人工作室，很多人只是在酒店租一间房，为当地的传教士、海关人员、水手等拍照，做一些短期的兼职生意。

　　这个阶段留存下来的照片多出自两家外国照相馆，一家是英国摄影师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在 1862～1888 年间在上海开设的森泰照相馆，另一家是美国摄影师弥尔顿·米勒（Milton Miller）所效力的香港韦德与霍华德照相馆。

　　威廉·桑德斯作品《徐润芝参将》，蛋白照片，20×26 厘米，1870 年代，原作由影易时代收藏

　　威廉·桑德斯拍摄的内容和题材众多，不过从留下的照片来看，桑德斯最大的成就应该是“中国最早的摄影插图师”。

　　那时，桑德斯就开始依据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习俗设计场景、雇用模特，摆布拍摄了一批反映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习俗的照片，如公堂、囚犯、吸食、小食摊、轿夫、马车……明末清初出版的很多图书都大量采用了他的作品。

　　韦德与霍华德照相馆于 1860 年在香港开办，并于 1861 年在广州、上海开设了分部。弥尔顿·米勒在 1861 年从美国来华后加盟了这家照相馆，于 1861～1863 年间在香港和广州两个分部都拍摄了很多精美的人像，现在为世界上多家著名博物馆和美术馆所收藏。

　　弥尔顿·米勒作品《看立体镜的中国人》，蛋白照片，9×18 厘米，1861～1863，原作由影易时代收藏

　　与桑德斯迎合西方人的猎奇审美相比，米勒的特色在于能具体拍出每个被摄者的神韵甚至性情，走出了 19 世纪殖民意识形态摄影的局限。

　　相较西方摄影师在华的摄影作品的梳理和保存，史料对最早一批中国摄影师活动的记载仍然有限，很多作品已经散失、未经编录或信息不详，在研究上有很大难度，目前保存与收藏较为丰富的早期中国摄影师拍摄的照片都出自于当年一些知名的由中国人开设的照相馆。

　　方苏雅作品《云南府厘金局局长夫人》，蛋白照片，27×21 厘米，1890 年代，原作由影易时代收藏

　　毫无疑问，早期从业的中国摄影师皆是从外国摄影师那里学习摄影技艺，照相馆的顾客亦多是外侨和来往的各国水手。

　　现存最早由中国人拍摄，并标注了拍摄时间的照片是一幅手工上色的达盖尔银版照片，拍摄对象为清军将领僧格林沁，这张照片拍摄于 1853 年 9 月，来自上海丽昌照相馆。

　　1870 年代，香港已有多家中国人开设的照相馆，除了最有名的阿芳照相馆以外，还有缤纶（Pun Lun）、宜昌（Yee Cheong）以及梁时泰照相馆等。

　　阿芳（华芳照相馆）作品《广州街景》，蛋白照片，20×26 厘米，1870 年代，原作由影易时代收藏

　　阿芳本名为“黎华芳”，1859 年，他在香港开办了阿芳照相馆，是当时最有名的由中国人经营的照相馆，之后在广州开设了分店。

　　阿芳因技术水平与外国同行无异而得到约翰·汤姆逊的称赞，他的照片也被清末民初的报刊广为刊登。

　　虽然阿芳拍摄的照片带有显而易见的商业性，但他有关香港、广州的早期照片，不仅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影像，也成为中国摄影史上珍贵的影像艺术品。

　　瑞生&宜芳照相馆作品《厦门鼓浪屿全景》，蛋白照片，21×27 厘米，1880 年代，原作由影易时代收藏

　　梁时泰是一名广东摄影师，1870 年代在香港经营照相馆。1879 年，他趁美国卸任总统格兰特访华时，拍摄了一些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单人像，并对很多照片进行了精心的手工上色，表现出中国民间画和文人画对摄影的影响。

　　1886 年，梁时泰跟随醇亲王巡视天津、大沽、旅顺、烟台等处的北洋海防，从不同角度拍摄了北洋舰队的照片，此后梁时泰还进京在醇亲王府内拍摄照片。

　　这些事实都表明，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摄影已确定进入北方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照相馆的活动也从拍摄地方官、商贾、优伶过渡到了拍摄皇族，无论是照相馆的背景设置、道具还是人物姿态的选择，都开始显现出越来越浓的中国摄影审美意趣。

　　值得一提的是，照相制版技术在中国迟至 1904 年才出现，此前报刊一直以石版画代替照片报道新闻，中国的照相馆业、商业摄影以及摄影爱好者团体的发展都要先进于新闻摄影业。

　　山本赞七郎作品《大清门全景》，蛋白照片，21.5×27 厘米，1900 年代，原作由影易时代收藏

　　比如在 1900～1902 年间，日本摄影师山本赞七郎在北京开办的照相馆发行了一系列关于“庚子事变”的照片，包括被毁的前门门楼以及东交民巷使馆区的重修情况，为当时的报刊提供了重要的新闻照片。

　　直至 1920 年代，中国各个照相馆拍摄了很多重大新闻事件，它们同时兼有了报道时事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