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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12月，东条英机向陆军兵器行政本部下达命令，要求他们大量制造中国货币。东条英机希望能够通过假币来扰乱中国的经济，进而破坏中国的其他领域发展。也是从这样一个时间段开始，除了真刀实枪的战役战斗，以假币为主体的无硝烟战争亦拉开序幕。

　　陆军兵器行政本部接到任务后，让登户研究所具体负责假币研制，这对于登户研究所而言其实是一个很新奇的工作，因为该研究所一直以来，主要负责一些秘密武器的研制，比如说毒气弹等。

　　为了可以顺利完成这个任务，登户研究所主任山本宪藏多次进入关内，使用各种手段刺探有关中国货币的情报。

　　不仅如此，山本宪藏还很快弄清楚了，中国法币防伪标记做得简单，主要就是水印和暗记。而美国可能是考虑到如此防伪，力度还不够，所以在中间头像的地方添加了红蓝丝线。

　　弄清楚中国法币的情况后，山本宪藏找到井上源之承，请他加入到假币制造工作中。

　　这个井上源之承是当时日本非常有名的造币专家，多年来一直在货币防伪领域深耕。从此人处得知可以制造中国法币的确切消息后，山本宪藏还特地找来国内别的货币制造的高手，让他们协助井上源之承，将中国法币尽快付复刻出来。

　　当然了，这并非是说日本人决定放弃假币战，而是山本宪藏一开始选择的是面额为5元的中国法币，很不凑巧，等井上源之承带着大家印了一堆5元假法币后，在中国的探子突然传回情报，5元法币以后不再流通。

　　这虽然推迟了日产假法币进入中国的时间，但却为登户研究所后续制造其他面额的中国货币提供了准备时间。

　　接下来，山本宪藏本着“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原则，要求井上源之承等人直接仿造由中国农业银行发行的面额为1元、5元和10元的法币。

　　1939年11月，第二批假币印制成功。这批假币和真钞相对的确真假难辨，为了尽快让假币战在中国上演，山本宪藏没有询问井上源之承等人的意见，直接将假币投入了中国市场。

　　但这一批假币没几天就被银行识破了。山本宪藏困惑不已，通过了解，他才知道，假币印制出来后，一定要“做旧”，毕竟货币是要流通的，一定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磨损，不可能每一张都新得一模一样。

　　吸取了这个教训后，山本宪藏将假币收回，耐心地等研究所批量做旧。只是这做旧版本的假币，仍然瞒不过行家的眼睛。和井上源之承谈过后，井上源之承表示：

　　“用照相制版技术制作的假币，虽然制作效率快，但在那些从小在前堆里钱起来的行家而言，还是能辨出真假，要是追求更加仿真，就得用雕刻制版技术，但这种技术制作假币需要耗费的时间成本远高于照相制版技术。”

　　山本宪藏听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雕刻制版技术，他从大藏省造币局召来两个雕刻技师，要求他们将中国法币1：1复刻出来。经过大概1年多的努力，直到1941年11月，足够以假乱真的一批法币假币终于被造了出来。

　　这批假币和此前由照相制版技术制造的假币被全部运往日军在上海设立的“杉机关”。该机关的负责人叫坂田诚盛，他从1939年开始陆续在中国各地建立了30多家分公司，专门负责发行和流通山本宪藏送来的假币。

　　日军图谋用假币来掠夺中国财富的行为，很快就被国民政府察觉，其立刻采取了两条应对政策：第一，严禁假币流通，如发现有贩卖假币牟利者，严加惩处；

　　第二，由戴笠牵头，组织“对敌经济作战室”，伪造由汪伪政府发行的“中储券”，以假对假、以牙还牙。

　　戴笠接到这个任务后，组织军统与美英两国的造币公司展开密切合作，耗费巨额资金从美国购买纸张以及印钞设备，在重庆歌乐山建起造币工厂。

　　“硬件”条件到位后，戴笠找到从日本东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并且对日本特别熟悉的经济学家邓葆光，由他牵头组织了一批技术工人等，进入造币工厂，伪造当时日占区内流通的所有日伪钞票。

　　和日本的山本宪藏一样，邓葆光也经历了假币非常容易被识破到制造出足够迷惑人眼的假币，通过这一些假币，国民政府大大打击了日伪政府和日占区的经济，最终迫使汪伪政府不得不在1943时，停止收兑10元面额的“中储券”。

　　而这个选择导致“中储券”的声誉遭受严重打击，为了挽回声誉，汪伪政府一直在不断发行新币，可问题就在于，彼时邓葆光和军统已经与周佛海跘在一起。

　　汪伪政府一发行新币，周佛海就其印制票版卖给军统，这导致汪伪政府不管怎么换票面，市场上的货币都是真假混杂，难以分辨。

　　戴笠通过建立印钞工厂以假对假，但我军根据没有这样做。据《中国军事经济史》记载：

　　“登户研究所就伪造了40多亿元法币，其中至少有近30亿元被投至市场得以流通，大约有近五分之一的假法币流入根据地。”

　　此外，在1940年，日军公然在华北地区发行投送假冀钞。并且这种行为在后来愈演愈烈，据《山西金融志》的内容称：

　　“仅冀南区大名县以南的抗日根据地，流通中的假票竟达市场货币流通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流通中的伍角票大部分为假票。”

　　除了《山西金融志》，《太行根据地的金融货币斗争》和《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也各自记录了日军在我军根据地大肆推行假钞的勾当。

　　从1940年根据地刚出现假钞被发现，中央就开始商讨应对办法。同年9月，彭老总在北方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说：

　　这种限额的方法，有效解决了假币的流入问题。且不仅如此，彭老总还在敌后根据地主持了冀南银行的成立，并将该银行发行的冀南票，经营成了冀南和太行山周边地区相当稳定的本位币。

　　考虑到不同根据地的经济需要，在彭老总这种“限制货币额度并发展稳定本位币”的方法，展示出良好的阻碍假币流入的成效后，各大根据地也分别发行了各自的本位币。

　　当然，这种方法不过是技巧针对性办法，要想真正的取得货币战的胜利，还得靠稳定完善的实业支撑。故而当时我军根据地还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鼓励百姓发展农耕和工商业。

　　为了调动民众的积极性，中央还提出，若是有人可以搞出只能从敌占区进口的商品，中央政府会给予贷款支持该商品的生产和推广。

　　而对于只会种地的农民，中央也对应地成立了合作社，规定农民只要入社，入股多少就分红多少，这使得根据地的实业发展如火如荼。

　　有人严厉打击假币犯罪；有人严控商品进口；有人详细教授群众辨认真假货币；有人宣传假币的危害，同时制定并推行“以物换物”的交易手段……在根据地军民的努力下，根据地通货膨胀、金融恐慌的问题逐渐淡化。

　　彭老总和戴笠对付假币的办法，哪个棋高一着呢？这里私以为彭老总的“限额三元”更稳定而长远。

　　戴笠以假对假的货币战术，的确严重打击了日伪政府的经济，但却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日军造假钞的问题。当时的局面可完全概括为：国民政府和日伪政府“互相伤害”，拼的就是谁能坚持到最后。

　　前文我们也提到，军统可以从周佛海那里不断获得新的票面印制票版，这导致日伪占领区和国统区真币假币鱼目混珠，就连专业技术人员也会看走眼，发展到最后，区内真假币都在流通，还是对经济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而揽下造假币任务的戴笠更是将假币当成“生财之道”，利用混杂的真假币大肆收购国统区紧缺的黄金、棉粮等物资，运到国统区黑市高价抛售。

　　同时利用造价币，军统成员的工资相当高，军统规模也颇为庞大。反正当时已经真假币难辨了，军统和戴笠基本都是“明知手中一把假币，偏生滴水不漏装真币花”。

　　等到香港在1941年12月被日本占领后，由海外印刷的法币无法再从香港进入中国，国民政府开始自行印刷法币。

　　造币上再也没有限制的国民政府，不断印制假币的同时，开始疯狂造新真币，其大致思路是，真币越多，日军那区区一点点假币，混入其中根本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于是乎在1944年7月，重庆印钞厂折腾出1890亿法币，日军虽然也将40亿假币投入市场，但基数实在是太小了，就仿佛一瓢水泼进了大海里，海平面高度纹丝未动。

　　这种疯狂印钞的行为，直接引发国统区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虽然国民政府也在想办法调节通话膨胀，但各种手段的作用实在有限，基本没对国统区的通货膨胀起到太大的作用。

　　恶行通货膨胀所导致的，就是国统区内物价飞涨，比如说，在1939年时购买桂林熟盐，其价格为0.369元/斤，但等到1945年买同等分量的相同商品，就需要32.659元了，价格直接飙涨了279.14倍。

　　但是彭老总的“限额三元”，则是从根本出发的一种对付假币横行的办法。由于已经限定了每个人能够持有的流通货币数量，再多的假币涌进来，也难以全部在市场上流通。

　　这就好比扑克牌游戏“吹牛”一样，将三副扑克牌混在一起，那么当中的“A”只有12张，若出牌报数时，已经知道报过数的玩家出的牌都是“A”，且打出去的牌数为11张，那么下一个玩家若称自己有2张“A”，其中必然有一张“A”是假的。

　　且为了配合这一方法，彭老总还建立银行，发行属于自身个人的本位币，本位币的发行量稳定明确，其他币种的流通使用就会受一定的影响，这也导致假币在根据地的流通逐渐受到遏制。

　　依旧举一个很通俗的例子，生活在中国，人民币就是咱们的本位币，大家交易都使用人民币，若是此时来一个只携带美元的买家，肯定无法将交易进行下去。

　　若是必须要交易，该买家就得去银行，且对于使用非本位币的买家，银行、卖家和群众一定会有印象，一旦被查实该买家用的是假币，他将会被直接锁定逮捕。

　　不过这种技巧性方法想要彻底让根据地赢得货币战，过程相当困难，因而根据地才提出了全力发展实业等政策。如果根据地的实业成长起来，能尽可能避免根据地从外面采买物资，那么将减少交易次数，由此减少假币在根据地流通的机会。

　　总之，有彭老总的“限额三元”作为铺垫，根据地又严谨颁布了各种良性促进政策，这才使得根据地的通货膨胀率不断减缓，而不是像国统区那样，发展到后来，100元竟然差不多只能购买两颗鸡蛋。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